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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扬的自拍，40路的人管她叫“西西”。“心情压抑了很久，”她写道，“出来晒晒太阳吧。”

一个女人开始下坠。她长长的黑发扎成马尾，脖子上披着黑红相间的围巾，她正在从四楼的阳台坠下，穿过11月霓虹灯闪烁的夜晚。

下面等着她的是40路，这是皇后区法拉盛一条环境粗陋的商业街。四周是中餐厅、狭促的店面，以及通往私下交易地点的昏暗楼梯间。为生活打拼的人、无所事事的人和路人，都没注意头顶正在发生的事情。

距离一家餐厅闪烁的圣诞树几英尺开外，人行道即将为这名女子的下坠画上句点，但在此之前，想像一下她的坠落突然暂停——她的身体停留在半空。哪怕只有片刻。

她在法拉盛的地下按摩院打工，她在那里的名字叫西西。38岁的她显得很年轻，跟一个年龄大她两倍的男人维持着有名无实的婚姻；想成为美国公民，希望却越来越渺茫；喜欢喝喜力、红牛，还喜欢吃凯辛娜大道一家哥伦比亚餐厅的烤鸡。在竞争者看来，她的地盘意识很强，而且工作很拼。

这是感恩节后的周六，西西住在一栋破旧建筑的顶楼公寓，为此她向“老板”付了一大笔钱。她从市场买了不少吃的回来。她尝试给在中国的弟弟打电话，但他睡觉了。她一直在跟朋友和客户打电话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支由10名警察组成的扫黄行动队盯上了。

她下楼站在门口，这是工作需要。没过一会儿，她就带着一名男子回到楼上——那是一名便衣警察；她手中紧紧抓住的手机给脸打上了一层光。在公寓里发生的尴尬对话，使得那名便衣相信西西违反了法律，而西西也明白了对方是警察。她把他推出去，关上了门，虽然已无必要。根据经验，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：

会来更多的警察。穿过那栋布满灰尘的门厅，走过破旧的猩红色地毯，爬上50级瓷砖台阶。经过一个中文标牌，上面写着这里没有驾校，你找错了地方。然后，就到了她家门口。

手铐。被匆忙带上警车。羞辱。再一次的羞辱。

从门旁边的监视器上，西西看到警察上楼。她开始踱步，桌子上一只举起爪子祈求好运的招财猫注视着她。

现在，他们正在砸门，大声喊着“警察！开门！”。西西冲到公寓朝北的阳台上，那里能看到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全景。日日夜夜，晴天或雨雪天，这条街是她和抢生意的姐妹们冲着路过的男人唱响哀歌的地方：按摩吗？按摩吗？

在栏高只有2英尺（约合60厘米）的狭小阳台上，放着一把扫帚、一个桶和一个蓝色小凳子。她踩了上去——然后开始坠落，跌向楼下四分之一纽约英里(New York mile)、坚硬的纽约40路。

四分之一英里。在那里，普通话比英语好用，匆匆一瞥胜过语言。在那里，性就在浑浊水箱里的鱼蟹旁边进行交易。在那里，乌烟瘴气的住所由地方势力控制，租给地下按摩院，警察不时进行扫荡，移民女子一次次被捕，这座城里没多少人注意到这些。

重力占据上风。

卧底警察的工作完成了，他走出大楼右转——就在那一刻，那名刚刚向他提出用亲密换取金钱的女子击中路面，落在他的脚边。一个以“西西”为名混迹在40路的女子，她的真名其实叫宋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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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条小街上，无论白天黑夜，总能听见女人们喊着：“按摩吗？按摩吗？”

在脑海中的谷歌地图上，从这条小街拉回，进入一个面积为178平方英里（约合461平方公里）庞大、忙碌区域：林荫大道和马路、公寓大楼和独栋房屋、两座机场、一个大联盟棒球场、世界博览会的残迹——它南北两边被大海、河流和海湾包围。

作为一个友善与对立兼而有之的矛盾之地，皇后区既是那位美国总统的出生地——他当选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一个反移民平台——也是230万人的家，其中近半数人口都是在外国出生的。这里的人们使用数以百计的各种语言，皇后区恐怕是全球最具语言多样性的地方了。

每一天，从位于皇后区东南部的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的班机上下来的乘客中，有许多是加入这一区隐姓埋名、充满志向的移民。他们切菜、洗碗、清洁厕所、修剪草坪、开出租车。

一些人最后操起了皮肉生意。在南牙买加的一家机场汽车旅馆为皮条客赚钱。在可乐娜罗斯福大街昏暗肮脏的大楼里等待下一个客人。或者，像宋扬一样，在11月一个寒冷的夜晚站在法拉盛的街头，用可爱的昵称隐藏身份，招呼着男人，在影子经济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，通过她支付的高昂房租使其他人获利。

“我听说她是头牌：年轻、漂亮，而且服务很棒，”旅行社职员、社区倡导者朱立创(Michael Chu)说，他就在40路她家对面上班。“人们排着队等她。”

多年来，法拉盛一直源源不绝地提供着卷入地下性经济的移民。全国各地对非法按摩生意的突击行动屡见不鲜，往往被捕的女性都有一个法拉盛的地址。

这些按摩院定期消失又再出现，破坏了警方打击行动，这些行动往往是在接到附近居民的投诉后进行的。这个行业的不透明也增加了人们的困惑。一些按摩院拥有合法的州执照；一些合法按摩院中存在女按摩师私下用肉体换取金钱；还有一些是非法运营、没有执照的，这些地方根本对缓解脖子酸痛没有兴趣。

这些女性在情感上受到老板操控，对自己的所做作为感到羞愧，不敢信任他人，鲜少对警方，甚至是自己的律师坦白自身情况。她们可能是为了养活在中国的家人，或是为了还偷渡欠的债，又或是为了不想做餐馆一类的辛苦工作，而选择了这种赚钱更多的方式。无论情况如何，警察表示，她们一致保持沉默，这种做法进一步导致执法部门调查这些运营者敲诈勒索、贩运人口案件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。

但社会越来越了解商业性交易经济中存在的复杂情况和不平等，包括往往将被剥削者作为打击目标的刑事司法体系——这些人通常是移民妇女和跨性别群体成员，而很少让客人和人贩子负责。

2017年初，纽约警察局长詹姆斯·奥尼尔(James O~q~Neill)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，他将把自己手下刑事案部门的调查方向转至解决卖淫和性交易问题。其中将包括旨在改变他所说的“执法思维模式”的培训。

“我们已经将大部分的重点从卖淫女性身上转移，并且开始更多着重于贩卖她们的皮条客，和购买性服务的嫖客，”他说。“和所有犯罪一样，我们不能只是用逮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
自建立这种新“思维模式”以来，警方仍在继续努力增加对经营者展开刑事调查。不过，纽约市卖淫被捕人数去年下降超过20%，同时被抓的嫖客人数出现激增。

然而，曼哈顿下城警察总部态度的转变却未必能越过东河，造福一名移民。现在她侧躺着，不能说话、抬头盯着试图在救护车到来前安抚她的便衣警察。她的鲜血在自己经常工作的人行道上流成一滩，旁边只有一个烟蒂。

宋扬将于次日早上死去，令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支离破碎，他们永远也不会接受警方对事发过程的说法。她的死亡也反映着整顿性产业似乎异常棘手的本质，为鬼祟却普遍存在的非法按摩生意带来他们不想要的关注。

在皇后区的史诗中，40路的这一段只是一个沥青连字符。但在它短短的空间中，存在着层层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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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扬住的四层公寓楼。她冲向了阳台，楼下是40路的灯光与阴影。

爸爸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

我想去干活，小女孩这么对父母说。我想去采人参。她生来就是个能干的人，他们的宋扬。

她和弟弟与父母一起住在中国东北辽宁省一个偏远的村子里，一家人在村委会分配的地里种植作物。母亲石玉梅回忆道，收割家里种下的人参时，小宋扬尤其能干。“她爸爸越是夸她，她就干得更起劲。”

她的父亲宋喜贵用推土机从附近河里推出建筑用沙子出售，最终生意还算成功，到了1990年代，这家人已经用一个现代砖砌宅子取代了原来的茅草屋，新宅子有两个炕，即床下有炉子，可以在严冬中加热石床板进行供暖的床铺。宋扬经常要负责跑回家为炉子点火、切菜和照料弟弟。

随着年龄渐长，她开始沿着蜿蜒曲折的河边收集迷人的蝴蝶标本，小心翼翼地保存下它们脆弱易损、五彩斑斓的样子。当朋友们来家里过夜打打闹闹时，都会对她一本子的蝴蝶标本感到惊叹，挨个问她能不能给自己一个。

蝴蝶成了宋扬的礼物。

19岁那年，她搬到了家乡以南2200英里外的塞班岛，那是美国自由邦北马里亚纳群岛中的最大岛。在那里，她成为了在血汗工厂当苦力的数以千计中国年轻女性中的一员。她们生产的衣服带有让人免除负罪感的“美国制造”标签。宋扬与其他五名女性住在一间宿舍里，她睡在下铺，用一块丝质布窗帘作床单，用家庭照片装饰着自己小小的一方天地。

塞班服装行业的规模在2000年代早期开始缩减，宋扬于是离开了这个行业，成为了岛上的一名服务生。她嫁给了一个名叫周章的美国公民，这个离过婚、有孩子的男人深谙世事，在纽约的餐馆业摸爬滚打多年。他年纪要大得多——67岁，她27岁——因此她的家人过了长时间才接纳他。

2006年，这对夫妇在塞班开了一家小小的越南餐厅，生意很好，于是他们又开了第二家有150张桌的店。他负责厨房，她则负责大堂。“她吸引了不少友好的顾客，”她丈夫回忆道。

她的弟弟宋海高中毕业后也和她一样去了塞班，最终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指甲花纹身店。当他们的母亲前去探望时，她站在女儿备货充足的餐厅吧台旁拍了照，笑容中透着骄傲。

“我们特别有成就感，”宋海用普通话说。

但一场灾难性地震和海啸2011年袭击日本，导致前往塞班岛一股主要游客来源中断，也断了宋扬和宋海的财路。几家餐厅被卖掉了，纹身店也关了。

2013年3月，她弟弟的婚礼照片捕捉下了宋扬与家人最后度过的一段快乐时光。此时的她回到了家，与一对新人合照。此时的她与越来越大的家族一起在餐厅吃饭。此时的她在这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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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纽约前一个月，宋扬（左）参加了弟弟的婚礼，和家人们聚在一起。

一个月后，宋扬成为每天从中国直飞肯尼迪机场的成百上千人中的一个。像以前的许多人一样，她径直去了法拉盛，希望在那里能和丈夫一道作为餐饮界从业者再次获得成功。

但法拉盛梦是一回事，现实又是另一回事。

由于丈夫上了年纪，无法从事后厨工作，宋扬成为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。一份服务生的工作没能做下来，在缅街上一个没存活多久的中国菜快餐生意也失败了。于是她成了一名家庭护工，开始上按摩疗程方面的课程，希望能赚些外快。然后一位朋友告诉了她一个赚钱更多的机会，就在40路上。

她父母和弟弟以为宋扬干的是反射理疗。他们知道有礼物从纽约寄来。他们知道她坐在黑色办公椅上，定期和他们视频聊天，有时候还喝着一碗粥。他们知道当她的外甥出生时，她骄傲地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做了“姑姑”。

他们知道她大多数时候看上去很开心。但也有时候，她好几天都拒绝视频通话，之后她会解释说有男人打了她的脸。还有一次，当她透露一名男子——她说是警察——用枪指着她的头，让她给他口交。家人们不断安慰她：她别无选择。

去年秋天，宋扬告诉她的家人自己买好了12月回中国的机票，自己很期待第一次见她的外甥。迄今为止，她只在网上用流行的微信和他互动过，她的微信头像有时候是一只蝴蝶。

你想让姑姑带什么礼物回来？她会这么问小外甥，她的样子从大半个世界以外一个叫法拉盛的地方传送了过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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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条单行道上到处是运货卡车和建筑设备。

这条名为40路的街道曾经一度叫做“树林街”。

19世纪期间，这条街上有一座志愿消防站、一家托儿所，还有爱尔兰姓氏的居民。在世的人记得的事情包括：哈里·巴罗(Harry Barlow)的汽修厂、“印刷工凯斯”(Case the Printer)的油印服务，一家以出售“增你智”(Zenith)电视为傲的电器商店，当然了，还有老罗马餐厅——以其意大利小牛肉饼扁面和菠萝馅黄色海绵蛋糕而闻名。

这些早已不复存在，被砂锅姜母鸭和一种叫红豆刨冰的甜品所取代。今天的40路几乎都是华人，沿街的餐馆标识往往一点英文都没有——提醒着你纽约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。

这条街的20幢楼，包括宋扬居住的那一幢，几乎全是1980或90年代的三、四层建筑，让人想起苏维埃国家那些实用建筑的单调乏味。逼仄且令人窒息，看上去像是一部黑色电影的布景。

这条单行道本身总是让人觉得像是转错了弯，一路上障碍重重，到处都是运货卡车和建筑设备。路的一头环着一个小型游乐场；另一头通向时时刻刻都在堵车的缅街十字路口，人们往往能看到便衣警察坐在不带标识的车里，试图制止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犯罪行为。扒窃如此常见，以至于附近的一家杂货店展示着一个标牌，上面一个小人手伸入了另一个小人的包里。

头顶上，隐约可见的民航飞机轰鸣着飞向法拉盛湾对面的拉瓜迪亚机场。就在40路后面，长岛铁路的列车在高架铁轨上鸣着笛哐当前行。沿街上下，蔬果摊的泥土芬芳和餐馆垃圾，与一家饺子馆传出的中国古典器乐混杂在一起。

在这里，除了翻倒的水果木箱和塞得过满的垃圾袋以外，还站着按摩院的女人们。她们大多数年纪在四、五十岁。她们会查看手机、抽着批发来的韩国走私香烟聊天，但眼睛会扫着街上独自一人且没有执法人员气质的男人。

按摩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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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提议即便不算露骨，也是双方心知肚明的。如果男人同意，就会将他引上其中一座昏暗的楼房，在那里，按摩生意往往挤在理发店、驾校和职业介绍所中间。

提供性服务的按摩院算不上是新现象，商业模式也各有不同。但40路上的性交易尤其大胆。街道两边都站着这些女人——同时有5人、10人或十几人人——她们像送货卡车一样无处不在。在无情的酷暑寒冬中，她们站在打着立柱的地上流汗发抖，招致带着憎恶的居民投诉，抱怨她们让人们流失生意，让儿童暴露在每天上演的丑行中。

40路上的一个共识是，一名“老板”从大楼租户那里租下一间公寓或办公室，然后为这些女子提供空间，无论她们从每位客人那里收多少钱，其中的20美元都会分给他们。人们普遍估计，每位女子每天至少能为老板带来100美元。

但老板们不会提供真正意义上的保护。这些女子的命运全靠这条街，在这里，她们被抢过、被打过、被强奸过，被从楼梯上扔下来过。几乎每次都有摄像头，但它们的用途可能并非是为了安保，而是为老板提供一个数清上门客人数量的方式。

几个月里，40路上的女子用普通话相互讲述着她们来到这里站街、为陌生人提供性服务的缘由。她们用名字当遮掩身份的口罩。一些人选择了美国式的名字——例如“詹妮”——还有一些人由老板改名，叫“拉拉”、“琪琪”或“悠悠”之类。

她们来自中国各处，背景各异。一名女子说，她之前做过保洁。另一名女子说她以前是一名记者，报道房地产方面的新闻。好几个人都描述了让她们陷入经济拮据的情况：巴士公司失败；玉石行破产；丈夫赌博上瘾。

为了能第一个接近任何往西走的男人，常常有一个女人站在缅街街角处的立管附近。她60多岁，身材娇小，常常穿得里三层外三层，长发染成黑色。她用沙哑的声音说自己来自中国东南部江西省，并且说是为了还清自己已经成年的儿子生意失败带来的债务。

她去了40路上的两家职业中介所，想找一份保姆的工作，但都没能成功。于是现在她到了这里，站在街角。在这里，她常挂在嘴边、半开玩笑的“我太老了”似乎并不会吓跑客人。

另一名自称为“小李”的女子说，她来自江西省德兴市，那里是一座著名铜矿的所在地。她曾是那里的一名焊接工。身材瘦削、常常穿着一条简洁黑裙的她表示，自己曾一度离开街头，去学习真正的按摩——“这样我能安心一些”——但她后来认为上按摩课是浪费钱。于是她又回到了40路。

“我的身子受不了，”50岁的李女士说。“我的身子受不了这么多男人。”

还有一些人要更加健谈，这其中包括一名结实的40多岁女子，她一头黑色短发，视力不佳，自称名叫“瑞秋”。她一边在缅街上一个饺子摊上吃着烤白薯，一边回忆着做一份令自己厌恶工作的经历：在西雅图一家中国餐馆做服务生——她开始在微信平台上搜寻其他工作的消息，于是看到了一份工作邀约，她记得是这么写的：

站街女按摩师。20,000美元一个月。纽约法拉盛。

瑞秋打给了上面的号码，询问这份工作内容。老板回答道：什么都要做。

上班第一天后，瑞秋说，“我回家冲了个澡，哭了。”

回忆起这些，她的话头停下了，然后又开始说，“但我心想，‘我得一直往好处想’”。

长期以来的社区倡导者朱立创和站在40路上他所在的楼外的一些女子成为了朋友，偶尔还会在警方事务方面给予协助。他的办公室里，一只名叫“斯考特”的狗总是在纸板上打盹，办公室里的桌子都是一位会计留下的，那人宁愿搬走也不愿在按摩院旁工作。

戴眼镜的朱立创现年65岁，他认真聆听了这些女子的苦难经历，他叫她们“姐妹”。那些殴打、抢劫、游乐场青少年的骚扰、赚够给老板的“租金”、吸引足够多客人的压力。还有她们怀着的希望——获得永久居留权，有足够的钱，终于不用再做这种工作。

“她们也有着一个美国梦，”朱先生说。“这些姐妹有一个美国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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